摘要:现在中国拍电影,大众电影不大众只认钱,高举着唯利是图的黑幡欺世,这还有甚么人本游戏规则?人文标准和道德标准到底在哪里? 中国电影根本就没有品牌!哪有什么品牌?你说它坏掉了,我觉得中国电影有品牌的话,中国电影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品牌。那个时候的电影,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在世界上,还是被认可的。

 

 

解玺璋对话

中国电影的灵魂因果录

    现在中国拍电影,大众电影不大众只认钱,高举着唯利是图的黑幡欺世,这还有甚么人本游戏规则?人文标准和道德标准到底在哪里?                                                  ——题记

  陈帆:我见到翁立了,当然也有一阵子了,背景是他在退休前夕。他快退休啦,他怨气很深的对我说。

  解玺璋:到时候了,他是快退休了。

  陈帆:满脸的疲惫,脸色也很差,好像魂儿被甚么勾走了那样。你知道他的职位是中影集团发行公司的副老总。想当年,张艺谋的《一个不能少》发行很困难,没办法就去找翁立,那会儿他还不是副老总,你是知道的,翁立这人儿是挺热诚一个人,只要他做得到的,他是一定会帮忙。这不,张艺谋都求上来了,帮吧!就带着张艺谋全国这么一转,下边哪个发行公司的老板不买账?跟翁立都没得说,帮了张艺谋好大的忙,三千万就把这部片子的拷贝发行完成了。这会儿他见到我,就挺无奈了,就冲我说:“陈帆,别干电影啦,改行吧!没法儿干了!你有财团支持吗?你有明星上戏吗?”他反过来问起我来了,一瞅他就是一肚子火,翁立这个人我知道,你在北京市电影公司的时候,你最熟,跟我们这些搞影评的特磁,很关心大家伙儿。

 解玺璋:是的,他最早是在首都电影院的。打交道多。人儿挺热心随和。

 际帆:翁立呢?这就退了,我就不知道他这么下来了,是舒服还是不舒服?我知道他挺喜欢摄影。出过一大本介绍北京胡同的摄影画册。我不知道他下来了,还关心不关心电影?他在电影发行业里,全国的关系多了,人实在都愿意跟他打推儿。。

 解玺璋:退下来这不挺好,清闲了他可以弄他的胡同摄影,接着弄他的胡同去嘛。

    陈帆:一个是弄他的胡同,在发行上他还是可以帮上忙嘛,因为退下来他反到帮上了嘛,让他给跑跑关系,人家还是买他的帐,自由人啦,不受那么多约束了是不是。

    解玺璋我很伤心不值当现在这电影有甚么好跑的。

    陈帆:他不干,真的倒了他胃口了。我有个本子《人在山水间》,广电总局夏衍杯入了选得了个优秀推荐,卯着劲儿就准备拍片啦,自已白花钱跑了成都、北京、横店和上海很多地方看景和确定演职员,支持的圈内哥们姐们挺多,弄了好几次就要拍了,央视电影频道还特想要、内中我为了先疏通未来的发行,就找翁立去了,让他帮帮先疏通好发行关系,可他就是不干,是没一点儿兴趣了。他却要我改行,别干电影这行了,没劲。我本来都要拍的,一气之下干脆停掉了。不拍了干吗?回避浮躁和功利躲起来写作,跟翁立似的作些图片摄影,也做电影纪录短片也画画,我现在生活没甚么问题,再挣些钱就成啦,再挣些钱干吗?满世界玩去!你都应该走这条路。免得呕气找不自在。

    解玺璋:我不行,我现在生活负担还很重呢。

    陈帆:你还不到时候呢!其实我还是想问问你,关于姜文《让子弹飞》的事儿,姜文我熟,我是挺喜欢姜文的才,你知道这让我想起甚么来了吗?前一阵子百十号导演在三亚开“两岸四地导演研讨会”,居然听说吴天明在会上拍桌子了,说“上边还有没有审查标准啦?”言外之意是讲:这样的片子都上了,一开场就骂闹“革命”的土匪,马拉火车坐车箱里儿的都是土匪,马列马列嘛!谩骂生是非了,冯小刚也在列车里哄了个土匪的角儿,可这都通过了电检。吴天明发火有他自已的道理,他的意思是说,这么下去没游戏规则了,电检标准太离谱我们还怎么干电影?人文价值到底是个啥?人的生命意义又在哪里?听了吴天明这句儿话里有话儿发这么大火,不单单是冲着《让子弹飞》被通过电检去的,也并不是针对姜文他个人的。你如何看待时下中国电影的混沌状态?

解玺璋:让我说,我觉得现在电影界就只认一个字,就是钱!就认这个字儿。我很伤心!为甚么呢?它只认钱儿,甚么都不认了!没法儿跟它玩了!你看看冯小刚说那些个话,“我有票房啊!”我有票房我就有一切,那还怎么去做中国的大众电影?你就没有任何再可说的话了。所以,这些年尤其这一两年,电影太让我太伤心了!你说第五代,第五代就没有一个能拿得起来的人,第六代就更甭提了,再后来这电影行业小混混更多,真要搞电影这么艰难,也不是这么个搞法的。

    陈帆:成了像房地产业的泡泡儿飞啦,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电影作为大众的精神产品,严重受污染被唯利是图的财东所霸占和利用。怪不得贾璋柯后来欠了一屁股的债,要不是上影厂有良知的好心人把他救了收留了他,否则他还不死定啰!真的想想,挺可悲的。何止贾璋柯玩残了?好一批电影人给玩残啦!你瞅瞅人家伊朗电影,那么专制封闭落后的宗敎国家,出了个阿巴斯这样平实感人的电影大师和一批优秀的电影导演电影人,我讲过不只一次:黑泽明说:“雷伊(印度导演)去世时我非常伤心,后来我看到基阿鲁斯达米(阿巴斯)的作品,上帝派了这个人来接雷伊的班,感谢上帝!”卡达尔甚至说:“电影始于格利菲斯,止于基阿鲁斯达米!(阿巴斯)”阿巴斯如此深得黑泽明和卡达尔赏识,可见,阿巴斯作为电影人的不凡。也进而表明,在这个人类主宰世界的地球上,真正做成电影大师的,并不很多。那么称得上大师级的电影人,无论他在何种国家,他们的不凡之处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就是为人朴实无华的慈悲。伊朗的这些朴实无华的电影人没有哪一个是钱堆起来的。中国电影到好,成了迫逐金钱唯利是图的地方啦。今年柏林电影节,又是伊朗电影大胜,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别离》捧走了第61届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片中的五位男女主角摘取了两个银熊奖。人家在干甚么?那才是民众需要的大众电影,A级国际电影节都应该是有公认的人文价值的标准的。而中国时下却成了贵族电影和符号电影!仅仅只有几个弄大钱的电影人在为十三亿中国人“服务”!苍白得可悲可气!好像全中国的电影人都快死绝啦,真的是全世界最出奇的怪事了。

    解玺璋:现在中国电影的生态就是这样,,有钱为王,谁都比我有多少钱,我挣多少钱,我票房有多少,我投入有多少,现在是这个东西说了算,导演说了不算。

    陈帆:它已经不是邵牧君先生说的那种电影概念了!

    解玺璋我觉得人家好莱坞的作法都未必是这样的到我们这儿就成这样了

    陈帆:真应验了翁立那句话啦!

    解玺璋就是这样。这次瞅电影《赵氏孤儿》我见了陈凯歌,他现在的心态比我去年见他时还要好些,给人一种比较谦卑比较平和这么一种感觉,可能是需要做出这么一种姿态吧。但是他的电影确实不行。老实说,我是客气,可以写文章支持他,我写了两篇文章,但他确实把赵氏孤儿这个故事,最有价值的东西改没了,这个赵氏孤儿最有价值的是甚么东西?我看伏尔泰当年,当年法国总统写的一封信说:“十四世纪的欧洲,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故事来,这样的戏剧来。”中国的故事最大的价值是甚么?就是给人一种道德感,一种伟大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从那里来?就是复仇。而在电影《赵氏孤儿》里,他把这个复仇给改没了。所以,这个片子改得很萎缩。我跟他聊,你能从话里话外感觉到,他也很无奈。

    陈帆:为甚么呢?这个问题挺有关注的兴趣。

    解玺璋:因为甚么呢?因为他要考虑当下观众的口味。考虑当下的观众能不能接受,比如说程婴这样的人物,现在的人相不相信有这样的人?中国现在的人都沦落到不相信有程婴这样的人了,不相信有可以为别人为朋友做出牺牲的人了。中国已经沦落到这种程度了!不相信这个了,所以做电影的人只好去迎合观众这样一种趣味和想象。搞电影的也不敢往这方面去写去拍,没有那些大义凛然的东西了。对吧,那你只能是表达(现)一些鸡零狗碎,对不对?那你还看电影干吗?是不是?我现在找不到一部可以看的电影,报社每年都发我电影卡,我拿着不知道看甚么。

    陈帆:现在非常应验了你和翁立内心的思绪完全一样。翁立根本上不再去掺合电影,爱怎么怎么了,人家不干了回家啦。

    解玺璋说老实话你想说电影你爱它你都爱不起来了。就这电影,就到这种程度了!就这电影,每个人脑子里都想的是钱,你跟电影界的人交谈、聊天挺没劲,我现在不爱出席他们的活动了,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谈钱。

     陈帆:再聊聊现在市面上火爆得不行的姜文电影《让子弹飞》。说句公道话儿,姜文对电影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在中国还是非常难得的,挺天才玩电影的主儿,我瞅头一遍就有这种强烈感。后来觉着不对,得好好再透透表现的内容,就瞅了第二遍,我琢磨这部片子以后,坦率告诉你感觉简直是一部红彤彤的红色咒语。它整个一个充满个人偏执的愤青情结!你那篇《夸姜文没这么夸法》转我博客里了,挺好!今儿个见面了很想听听你的真知勺见?香港亚洲周刊有篇文章的评价是“左中右都欢迎的影片”说姜文这片,你怎么以为?

  解玺璋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纯粹从电影这个层面讲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拍得不错的姜文对电影的理解绝对要超过第五代他对电影的理解超过第五代。

       陈帆:他的电影《鬼子来了》我就看出来了!

       解玺璋对。你琢磨琢磨很少有第五代拍成这样的。就是给你一种爽的感觉。第五代如果要有,就是当年看《红高梁》。

        陈帆:但是,《红高梁》有姜文的主意,张艺谋采纳了。有好几场戏应该是姜文的主意。

        解玺璋:所以,那个时候的《红高梁》它有一种,如果按照西方美学说,就是酒神精神。就是疯的那种巅狂意味,但要从内容来讲,从它表达的东西来讲,我觉得没有甚么新鲜的。

        陈帆:当然姜文当年只是戏中一个角儿,他不是导演他管不了张艺谋叙述的内容,尽管很苍白欠丰满和深度。

        解玺璋为甚么呢我跟我儿子一块儿看的姜文《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他问我这是甚么意思那是甚么意思我对他说你回去看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就知道它是甚么意思了。姜文实际上是一种毛泽东情结,你看情节中的麻匪,拿着银子往人家家里摔,把人的窗户都砸了,姜文就是在这儿过一把红卫兵的瘾。姜文没当过红卫兵,只当过红小兵,他是一九五八年的,跟王朔、冯小刚他们都是一路,他只听说过哥哥姐姐在文革当中的一九六六年干过了啥,但他小并没有参与进去。所以,他在这戏里过把瘾。包括后来动员民众攻打县城,不就是农民暴动吗!姜文骨子里还是这些东西,这是军队大院里的人去不掉的胎记,姜文就是连王朔都是这一路,你看王朔这么巅覆,王朔再巅覆,底线不巅覆,就因为他是军队大院儿里出来的。他跟一般的比如说高资家庭出来的孩子,他对这个政权这个体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别看他调砍,好像拿甚么都不当成正经事儿,但是他有底线,你去看王朔编剧的电影《顽主》,你就知道他的底线在甚么地方,这就是他们大院子弟先天的东西,

    陈帆:包括姜文和冯小刚。

        解玺璋他们都是里边的都这一路。姜文父母也是部队的。所以,我就说姜文他的脑子里的东西,其实都是共产党灌输给他的,而自已呢又没有能力反思,他没有这个能力反思,他到今天仍然是把自已还放在陷在毛泽东情节里边。所以,看这故事表现就是这样,包括结尾,你看他的结尾,他很伤感的看着兄弟们,都到上海去享福去了,后来我还说,下一部电影姜文,就得拍怎么整治他的兄弟了。对不对?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了,毛泽东要对他的这些个兄弟们下手了。

         陈帆:他整个一个毛泽东情结,毛泽东时代培养了姜文。

        解玺璋所以姜文这部电影的内容没有甚么.新意。

       陈帆:他跟我们这种电影子弟又不一样。电影子弟多是受迫害的一路。

    解玺璋对。他们都是即得利益文革当中他们可能弄点这个小打小闹趁着体制上的混乱他们可以在外边胡作非为一点是不是但是他也没甚么新鲜的来西。包括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从内容层面来讲,它也没有甚么。文革当中,在北京本来就都是两大拨孩子在打架,一拔儿就是他们大院子弟,一拨儿就是胡同里边的市民子第,市民子弟跟大院子弟的矛盾,那是根深蒂固的。文革以前就有,那时候在学校就有。

        陈帆:北京四中最典型。

        解玺璋:对,四中还包括其它很多地儿,包括非军队的干部子弟。

        陈帆:整体上讲,干部子弟是一拨儿的,贫民子弟是一拨儿的,在四中北岛(原名赵振开)是属于贫民子弟这一拨的,据说北岛在香港中大正研究这个课题。

        解玺璋王朔、姜文他们的创作实际上一直没有脱离开这些东西可是你在网上不能说《让子弹飞》不好已经疯狂到大家都说姜文这部电影好得不得了。后来我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说。

    陈帆:你那篇文章挺好的。我明白不便深说,点到为止。另外,我就想问你,三亚的导演会这帮人也就发发唠骚而已,其实没有任何屁用。

解玺璋这种会我觉得一点儿都管不了用。

    陈帆:反正电影圈这帮人去了不少,我估计干活儿的,时下名气冲九天的,知道没用不愿去显眼儿的没去。

    解玺璋我儿子去了他不是搞导演的因为是他们《青年周刊》杂志承办的他也就是去玩玩。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电影界找不到一个希望,谁给哪儿拨人带来希望,你这放眼儿一看,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不管你做艺术片的还是做甚么片的,很客易被这个“商业”卷进去。这不今天还说,柏林电影节的事儿,入迭的片目就是没有中国电影,现在艺术片又出不去了,进不了电影节,商业片也出不去,中国的商业片卖得了欧美吗?人家看你这种商业片吗?

        陈帆:我在上海见到俩欧洲来的选片人,女的四十多岁,那水平太高了!只瞅瞅一、两场戏的片断就OK了,眼光尖得很,你电影有多大份量你蒙不了人家。

       解玺璋你想这些个烂片说老实话也就蒙蒙中国的电影观众老百姓还凑合。你拿着到国外去蒙人儿,蒙得了吗?首先是内容空洞,你跟外国人玩电影的技术技巧,玩得过人家吗?人家甚么没看见过,你没有扎实的内容,都飘着,有天晚上我们还在家里看冯小刚的《夜宴》,他的故事核都是从人家那儿抄来的,你还打算进奥斯卡?进甚么奥斯卡?把人家哈姆雷特的事儿编成这么个烂故事。

    陈帆:太烂啦!没法儿忍心再瞅下去。

    解玺璋对不对你这是对人家莎史比亚整个儿的不尊重。不是说莎史比亚不能改,是的,西方人也改,改成甚么样的都有,可你也别太弱智呵!

    陈帆:我从香港没回来几天,被几位北影做制片、导演和演员的子弟叫去聚聚吃饭喝酒,没谁请谁AA制,大伙儿挺开心。一提凯歌,就立马连连摇头别别说他,可见人头不怎么靠谱,凯歌老写检查老不改,文革在我们院儿就开始写检查,说他抽他爹一个耳光,之后觉得不妥当时就刷出来一张大字报认错,有人儿记得清清楚楚。

        解玺璋他那本《少年凯歌》上边也有写。

陈帆:想起凯歌他爹妈,少年时在院里都待我特好,很乐意跟我这孩子家家的人儿聊天。特别是他母亲刘燕驰阿姨,真是平易敬人,他母亲为人之好,凯歌是一点没传承。他家这位老爷子没少暗地里帮这儿子,特别是电影《霸王别姬》的忙帮得实在是不浅。你凯歌今天这么有身分,感恩吧!《风月》那件事儿也让人至今都气不公,拍片那阵闹得特邪乎,把池小宁给气得离开了剧组。其实,任何事儿都要面对甭藏着捂着,要实事求是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这最看做人!所以犯毛病的人特别是做电影的,要真真正正的去内心灵修。洪晃亲自张罗拍电影《无穷动》,对凯歌出霉气能理解,就怕“凯爷”还不能理解悟不明白,这都是甚么惹的祸。说中国电影的这些个烂事儿,心里就发毛,赖得再说了,就聊这些吧

中国电影根本没有品牌

陈帆:邵牧君先生曾表示说、中国电影的品牌坏掉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解玺璋:在我看来,中国电影根本就没有品牌!哪有什么品牌?你说它坏掉了,我觉得中国电影有品牌的话,中国电影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品牌。那个时候的电影,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在世界上,还是被认可的。

陈帆:就这个问题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解玺璋: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发展中国电影的很好时机,但是中国电影进入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后,说老实话,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就非常小了。不是说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没有好电影,而是说这个电影的整体性上不去了。中国电影还有一个时期,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就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个时期,不管是第四代第五代,甚至包括第三代,拍了一些比较象样的电影。后来第五代能够冲出去,到世界上显示他们的能力,我觉得跟上世纪80年代打下的基础有关系。

如果没有这个,中国电影在世界现在这样一种格局都没有,所以我就说,从总体上讲,中国电影没有品牌。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没有创立起自已的品牌来。

陈帆: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是在不间断的阵痛中生存发展的,中国电影的历程很政治很个色也很怪异,你如何认识这样的历程?

解玺璋:而且包括第五代的导演,他们送到国外参展获奖的一些电影,它没有中国厂自身的那种特征,就是艺术特征,它是跟着西方的电影潮流走的。也很难说第五代的哪些导演,就是他们的那些作品,你能看出来,是具有中国自身内容特点的。虽然他们拍摄的是中国的事儿,这个其实我觉得1979年的时候,李陀、张暖忻写过一篇文章,就谈过中国电影语言改革的问题,把巴赞引进到中国来,可是他们只引进后来的实践,后来的实践证明,只引进了一个外壳,就是语言形式,就是镜头的形式,但是没有引进法国电影现实主义的内核,就是对现实那种关注和批判。这个东西没有,所以中国电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实践,最后一看,它是飘的。它没有在中国扎根。所以,很容易被上世纪90年代的商业浪潮给冲毁。我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陈帆: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电影业的状态呢?

解玺璋:其实当下中国的影视业显得很繁荣,这几年吧!一年都有二、三百部电影摄制出品,但实际上来看,中国的电影文化,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没落的时期。我的坐标一个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另一个就是上世纪80年代,跟这两个时代相比,中国电影现在是一个没落时期。他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用票房,用这种商业性标准来恒量,好像就是说,我们有大片,可我觉得这种东西,严格来说这种东西就是狗屁。它在电影的历史上,留不下任何痕迹。所以说,现在中国的电影状态,我觉得如果中国电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发展了的话,那么用一句套话来说,还得体制开放。其实中国社会的历史,有很多值得拍成电影的东西。但是,现在任何一个严肃的创作,都不能转化为一个市场的动力,就因为现在我们很多题材被限制住了,它和观众的交流,被限制在一个很狭窄的通道里面,或者我们恶搞,我们搞很低俗的那种商业性东西,或者我们就假大空。

好的电影是人性化结晶

陈帆:作为电影,我始终认为它也不是很随便的文化,但作为影像效应很强的造型运动表述,讲好一个让人感染心动的故事还是非常要紧的,你以为如何呢?

解玺璋:其实你看国外的商业电影,它有很大量的文化人文拓展,天地非常宽阔,比如像《拯救大兵瑞恩》,视野非常宽阔,你说它没有商业性吗? 没有市场价值吗?它也有。但是,你仍然会认为它在电影上有价值,在艺术上也有价值。我们现在缺这种片子,就是说,既有思想性,我们几乎天天都在说这话,是思想性、艺术性,观众欢迎的程度,市场这种成绩,能够统一起来更好,为什么统一不起来?就是我们电影创作的通道太小,只能单打一,你没办法在这里面展开。

我最近看一个片子,是萧枫拍的。明显看到不管从政府也好,还是从哪个方面也好,它的思想的那种限制,比如他这部片子,当初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准备出钱拍这部片子,说要出800万,宣传部出钱肯定有它的意图,当时有一个报告文学,写的是当年中国有一件什么事呢?山西发生的事,就是一场大洪水,然后整个监狱要迕移。就在这迁移过程当中,有一万多囚犯,一个逃跑的都没有,然后安全到达,就写的这件事。是一个报告文学。但是导演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他觉得如果作为全景致的这种表现,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写一个好人好事,它缺少电影本身的特征,然后约了很多人来,改这个电影剧本,最后确定了,这个片子最早叫《仁抢》,他们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一个人物身上,这里面有一个就是狱警队的队长,这个队长,他当时是一个很特殊的执行迁移的情况,是刘佩奇演的。他押着一个很特殊的犯人上路的,这个特殊的犯人,当天本来是应该执行抢决的,因为洪水来得很急,就暂缓。先让他押着这个死囚犯走,同时给他配了两个一般的犯人,有一个正在输液打点滴,另一个是比较年青的犯人,就让他们三个人坐了一辆囚车,加上队长和司机5个人。然后这个队长,就押着他们上路了,可是走到半路上,出了问题。就是他们这辆车没能过一座桥,洪水已经把桥冲毁,把他们阻在洪泛区了,他们就上山了,这个队长带着这三个犯人,就演这个过程。而且那位司机当场就洪涛中淹死了,他带着三个犯人上山以后,写他们的这个过程,然后宣传部就觉得这个不是主旋律了,当时电影局还比较通容,电影局说这是一部重点片,重点片资助200万,把这笔钱打到深圳电影制片厂,厂里还拿这笔钱发了工资了,等于这笔钱就没有给导演,然后深圳市委宣传部原来说要给800万,也没有给到位,因为他们觉得,导演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做这部片子,他们只给了400万。萧枫就把自己的家里存款全部都投了进去,他自已筹钱筹了1200万,做这个片子。

陈帆:听你的讲述感触是深刻的,因为作为有很时段的电影,当然要给予观众心灵的辅慰和共呜。这部影片有人文深切的价值意义,是这样吗?

解玺璋:现在这部片子已做出来,我觉得相当不错。这部片子,正是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具有商业潜质,但它又有很多人性的内含。因为当时所用的钱还是有限,所以,做特效很麻烦,要花钱才行。就这样他还做了23分钟的特效。而且是在国外做的,是在新西兰做的。这部片子我看后觉得相当不错。九月份就在全国公映了。他们担心收不回来成本,后来我就说,其实这部片子跟现在这个社会热点的思想,还是共鸣沟通的,比如说关于5发子弹的用法,因为这部电影整个贯穿下来,就是这个队长带着5发子弹,他怎么用法。为什么这部电影原来叫《仁抢》?仁义的仁,这个队长他在什么情况下,他没有伤害这个死囚犯人,他没有伤害这个人,这个人虽然是个囚犯,是个死刑犯,他都没有伤害他。这部电影就是表现这个队长面对5个子弹,他是怎么用法的。悬念全部在这儿。他就从这样一个题材里面提炼出这样有深刻人性内含的东西来。我觉得,中国电影导演还是挺巧妙的,还是很有想法的。但是,就是受到的限制太多了。其实,比这更有价值的题材还有,我们根本没法触碰它。

陈帆:你是怎样看待中国式的电影文化概念?

解玺璋:如果从广义上讲,这应该算主旋律,虽然讲的是人性的问题,但是它恰恰和我们这个社会大家所关心的传统文化,这样一种现代性的转换,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们原来的那种儒家思想当中的这个,在现代人的行为和思想当中,怎么体现?孔夫子说:仁者爱人。他这个里边,包含着很多东西,当然肯定有在他那个时代的含义,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五抢》这个5发子弹,其实就是诠释了现代人对的一种认识。是拓展了的内含。我觉得这样一种片子,它应该还是有人关注的。关键看我们怎么做这东西。所以,我就是说,中国电影如果说它还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这个机会也掌握在菅电影人的手里。他们应该给电影更宽的通道,让电影人去做更多的努力。现在电影人多一半时间,他要考虑他的投资问题,他要考虑到处去拉钱的问题,多是经济方面的东西。其实,大家都认为,中国并不是没有钱。关键是这个钱花在 哪儿?怎么花?你能不能给他们更自由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创造出来又有市场又有艺术的电影来。

包括西方的比如《辛德勒名单》这样的电影,也不是没有市场。包括以前我们看的很多片子,比如《美国美人》,它也是带有商业性的。但是,挖堀人性的深度,就是不一样。现在我们引进的美国大片,就是很闹的那些东西,只有这些东西能赚钱。这也是一种对商业和对市场理解的误区。

中国电影振兴从民营拓展

陈帆:你对当下中国电影这种状态,特别是民营的大批渗入,冲击着原来有一定设备厂建基础的国营电影体制,我本人认为,原有的国营电影体无疑有诸多阻碍中国电影发展的弊端,但它原有制片基地的很多器材设备,都是可以在更新体制的前题下整合的。但是就是因为,无序的向民营开放,就形成一个飓风,因为来势凶猛,原有片厂可整合的基地部分就完全失去了整合的可能,直至发展到无路可寻,卖厂房卖没备。。就此这种电影业的状态,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业目前这种体制的弊端?

解玺璋:其实我到是觉得,中国电影的一个机会,就在民营的介入。如果靠这个国营,靠这些个国有的电影厂,你不用管它怎么改,就是它改出花儿来,它都没有什么希望了。就是说,民营的介入之后,它有这样一个问题,民营是自己投资,它首先要考虑,怎么来收回成本,要有赢利。这个呢,可能会在短期内,给电影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他们可能会追逐这种所谓的市场、票房这样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从长期看,如果说电影的整个生产环境,是一个很健康的机体,很自由开放,那么就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电影的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会培养出,真正的有质量的电影人。我觉得,机会就跟我们出版一样,机会在民营这里。戏剧也是这样,我们前两天开了一个戏剧研讨会,大家也都觉得,真正的希望,就在民营的资本,社会资金进入创作领域。

电影发行没有培育好市场

陈帆:你对中国当下的发行体系有何见教?混乱吗?还是缺泛系统菅理和有效的管道贯通畅行的放映系统?

解玺璋:实际我觉得,现在发行还不能说很混乱。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的中国电影市场,你说它很混乱其实它并没有真正开放,这个发行市场。所以说,它还有垄断性在里面。为什么说现在是一个不公平的这样的环境。那么,因为发行,掌握着一个终端的出口,它变成了一个强势,创作者那边反而变成了弱势,我们大量的这个利益,其实是倾斜到发行那边去了。我们现在不光是文化领域,包括商品零售现在都是老大。它是靠终端的销售来产生来产生利润,那么,所有的倾斜都向终端销售倾斜,比如说我们出版,刚才我说新华书店,虽然我们发行也开放了,也改革了,现在也有民营的其他销售管道,但是新华书店还是老大。新华书店是老大,它就有做大的可能,它就拿着这个钱不给你。也有合同,应该三个月回款,六个月回款,他能跟你三年都不回款,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还得依赖它,包括邮局我们的报纸发行也是这样的,都倾斜到那边。电影也是这样,电影都倾斜到电影院和发行公司了。你辛辛苦苦拍出的片子来,他们就因为有个电影院放映,可以买你的拷贝也可以不买你的拷贝,这就有个问题,就是说,他有选择的权力,他说这个电影我可以放,这个电影我不可以放,他根据什么选择?他可能就根本他的市场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市场,品种太单一了,他觉待那种能够带来暴利畅销的,他才要推介宣传。

我觉得我们的院线制度,跟美国的院线制度还有很大差别的。这里面具体呢我很难说清楚。只是一种感觉吧,很多导演都抱怨这个发行放映受阻的问题。你比如说他现在他真正的创作、生产部门所拿到的钱,只是整个票房的三分之一,所以就弄得这个全部压力,都在生产部门上,这个是不太正常的。

电影不开放没希望

陈帆:你对当下中国电影的举步不前的状态,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你评估一下,中国电影进一步的整改和真正达到一个有质量的开放程度,你持乐习见态度呜?

解玺璋:不乐观。因为中国的改革,30年了!从1979年开始快30年了。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社会的改革,到文化的改革。我觉得,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启动,比如说我们在进行初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比如农村,它的启动其实背后有政治体制变化的。为什么农村改革比较成功?从安徽开始,农民分田到户,后来紧接着就是农村公社化的消失,然后变成乡镇行政的菅理,然后生产完全交给农民自已去做了,农村改革的成功是这样的。进入城市之后,城市就学了一个承包问题,最早工厂的改革,就是承包,工厂的承包跟农村的承包就完全不一样,农村的承包之后,它是生产数据的使用权改变了,可是工厂就不可能,工厂整体上它还是国有的,所以工厂的改革为什么也不很成功?国企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问题。它就是在体制上没有变。

那么到了文化,我觉得就更重要了。你看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文化改革我觉得都不成功,为什么?就是背后政治没有变化。而这些东西跟政治都有密切的联系,要超过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直接就涉及到我们对文化意识形态的菅理。这方面不解冻,其他的改革我觉得都是瞎胡闹。

陈帆:那你认为政党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现在有没有可能有政改的变化?

解玺璋:现在没有啊!现在看不出来。现在大家共同的感受,是越来越紧缩啊!

高等教育中的怪现象

陈帆:所以说广电业的节目展办得这么没生气,并不是影视从业人员的问题。跟整个政党政治政的政改程推进与否有很大的关系。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干他们做不了。那么,你对目前中国影视教育有何见教?

解玺璋:影视教育,我没有接触过,我的直觉我觉得现在上的学校挺多的。我说的是整个的大学教育,说老实话,滑坡滑得特别厉害。像北京电影学院我不太了解,比如说我接触一些学生和带的一些学生,就是到报社、出版社来实习的,我从事这种带跟有10年时间了,几乎每年都带得有大学的实习生,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读书太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跟他(她)们聊,一个原因就是就业压力比较大,这是最重要的。从大二开始,就考虑我毕了业干吗?心思都不在读书上,都在校外,都在所谓的社会实践。这是一个原因。学生们往外跑,不爱在学校呆着。尤其是那些读文科的学生,早早跑到各个新闻、出版单位实习,搞个关系做这种事儿。实际上基础打得很薄弱,有些我认为,大学生必须得看一些基本的书,都没有认真去看过。我觉得这个不能赖学生,这跟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有关系。现在的大学教育,我觉得特别是艺术院校这一块,老师都不踏实,老师都不好好在学校教书,老师也往外跑,都去干活儿去。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开一门新课,第一堂课,老师都给你推荐书目,这门课要讲什么?你们学生需要看什么书?负责的老师都会给你弄一个书单,每个学生发一份。而且那个时候,有的都是老师自己用钢版拿手刻的,我记得有时候一门课,能提供100多本到200多本书,你都必须都得看的。现在老师基本不给学生推荐书,我觉得老师不给学生推荐书,是一个最大的失职。

在大学老师讲得很有限。全靠学生去读,但是读什么呢?老师要给予非常明确的引导和提示,这个推荐书目就是很重要的授课解读的温习环节。现在的学生不读书,就强调实践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至少是一个偏颇。

        是开放夜总会还是开放电影

陈帆:如果就电影工业而言,在目前的状态下让你支招,你怎么支招?

解玺璋:具体的招还没有认真去调研去思考过。我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我是希望我们的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菅理、文化艺术的菅理,能更开放。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当年赵丹在去世临终前,说过的那句话管得太死文艺没希望。我觉得仍然是至理名言。时至今日还是没有兑现。

如果我们能实现赵丹说的这话得以改革的话,文艺要有希望,执政党要少菅点文艺。而且我都觉得,如果少菅之后,你还得给它一个培养期,因为现代的中国人大脑已经被禁锢起来了,只有被禁锢的大脑被放开了,能够正常的思维了,能峻发挥自已的艺术想象了,说老实话还得需要很多年。不是说马上一开放,就能出东西的。

陈帆:你认为中国目前有关影视的参展评奖活动,比如中国电影最高奖华表奖、以及金鸡百花奖、上海国际电影节、长春电影节这样一些受众多民众观注的影视活动,这钟业界的展奖形式有什么评估?

解玺璋:大众电影没有权力。

陈帆:哦,现在大众电影也没权把控百花奖了?还不如80年代呢?

解玺璋:对呀,那当然啦!

陈帆:反而倒退了。改革开放都30年了,当下经济这么发达,夜总会全国星罗棋布开放大胆得要命,而宏扬正气娱乐百姓的中国民族电影却越来越差!这很难让民众和从业人理解啊!

解玺璋:那你还叫大众电影干吗?实际上现在这个文化菅理,跟80年代相比就是退步了。现在有些东西说老实话,都倒退到70年代去了!跟文革那时候有一并了!

陈帆:所以我就说,老百姓不进电影院,根本上并不是高票价的问题,而是中国人自己没有真正娱乐大众的好电影。菅死了退步了!

对陈帆的认识

陈帆兄的大作《追逐电影狂奔》将要出版,嘱予作文以序之,让我颇感为难。我和陈帆兄是老朋友,交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青年影评学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候,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说起电影这个行当,虽然喜欢了许多年,但一直未入门墙,是个力把儿、旁观者,站在门外看看热闹,站在旁边敲敲边鼓可以,真刀真枪,则难免捉襟见肘。可是,老兄盛情难却,我也只好勉力为之。

陈帆兄的这本书是他对于中国电影跨世纪之爱的结晶,也是他的爱天长地久、矢志不移的证明。书中汇集了这些年他对中国电影的观察、思考、探讨、研究,这些成果可以被看作是“追逐电影狂奔”时留下的足迹。读他的这些文章,你会觉得,他的喜怒哀乐都和中国电影息息相关。中国电影进步了,发展了,他为之高兴,为之赞叹;中国电影出了问题,走入歧途,他为之伤心,为之叹惋;当然,他也批评,也辩驳,但也有祈盼,有梦想。他对中国电影的爱是全方位的,无条件的,他对中国电影的爱应该让许许多多电影从业者汗颜,在当今这个拜金主义横行,爱金钱胜过爱一切的时代,这些做电影的人,他们爱的其实不是电影,而是电影给他们带来的财富。他们对电影成为什么并不在意,他们在意的只是如何用电影换来更多的金钱。电影的文化品质、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审美意味,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吗?能为我带来高额票房和利润吗?但是陈帆认为和他有关,他认为自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四处呼吁,大声疾呼,就是要引起电影人的注意,希望他们在把真金白银装满钱袋之余,也考虑一下电影的真问题。

陈帆的爱电影,或许和他出身电影世家有关系。父亲陈晨是中国早期民族电影的先躯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出任上海明星影业公司、联华影业公司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摄影师,与张石川、李萍倩、蔡楚生、沈浮等多位电影导演合作,拍摄了30余部国产故事片和纪录片。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导演沈浮合作拍摄了故事影片《老百姓万岁》,他拍摄的著名战时纪录片《平型关大捷》,至今仍珍藏于中国电影资料馆国家片库。当然,这一切只能说明他和中国电影固有的亲缘关系,而更重要的,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以为还是他的坚持,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这需要一颗强大的内心,同时,也要对你的所爱始终保持信任和信心。说起来,当年一大群爱电影的朋友,时过境迁,有几个还对电影这样不弃不离?别人我不敢说,只说我自己,近年来就颇有些灰心。如果不是和工作有关,我想我可能就不看国产电影了,因为在我看来,很少有国产电影是值得期待的。我曾在微博写过一段话,意思是说,对于国产电影,我连买盗版盘的冲动都没有。可见悲观到怎样的程度。过去,我可以骑着车从方庄跑到北太平庄看一场电影,从南到北,几十公里;今天,电影院就开在家门口,我却很少光顾。当然不是票价的问题,单位发给我的电影卡,我总是担心用不完,因为找不到想看的影片。所以,关于电影也就很少说话,我不相信我们看到的问题,做电影的人会看不到,他们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可我们还一本正经地和他们讨论,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

陈帆兄的令人敬佩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中国电影的不堪,但他始终心存希望,仍然孜孜不倦地和人们探讨拯救中国电影的方略。有一次他跑到我的办公室,连珠炮似的的提了一大堆问题,让我回答,我真是觉得他有一颗赤子之心,而这是非常难得的。这里我也非常感谢他,给了我一个发牢骚的机会,拉拉杂杂说了许多,都是不中听的话,聊为序言。

 

  20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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