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于志新,中国后现代极具代表性的社会人文纪实摄影家于志新(1955年-)。

YCCF中国摄影述评
于志新专页

陈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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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新,中国后现代极具代表性的社会人文纪实摄影家于志新(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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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汉民族数千年來生息繁衍,有着极其丰富的生产劳作经验和习惯,中华民族以天地为本,吸日月精气而吃苦耐劳生以自立养以自持,久长以来劳作手艺闻名天下。
  
面对大中华百姓丰富多样的手艺活,以「民俗摄影」为题的内容何其多!我以为这类题材仍要重「史根」重「习性」绝不可去猎奇取趣。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下生活去拍片了,赶场也好节庆也好,都切记「史根习性」要为先,这样你就容易把握分寸,照应到拍手艺活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現代性的三种关系。
  
于志新早年在成都拍了一幅作品《弹棉花》(1981年拍摄)。被拍环境是老成都遗留下来的木结构砖瓦房,现场很破旧零乱,在画面的左上角露出小部分楼房的身影。时代背景是变迁的,社会正在由陈旧落后而改造更新。弹棉花的手艺人在这地方找到了空地好做活儿计。再从另一个审视的角度考究,它如真地反映了当时市民百姓「过日子」的传统生存方式仍在继续。社会性很强,它鲜明地表现中当时的国民生计的真实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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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曲《天安门上太阳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是中国亿万人民对大救星毛泽东的最有群众性的赞歌了!因为国共通过「内战」互交政权,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平占领了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北平,北平改为北京,而毛泽东1949101日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的成立。因此,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成为全球最著名的广场之一。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也非常有名,被称丫口「世界的十字路口」,那么今天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呢?它是不是也成了「世界的十字路口」了呢?回答是肯定的,天安门广场当然也成了全世界关注和各国的游客游览的「十字路口」!
  
于志新有一幅表現天安门广场的作品《老奶奶》(1982年拍摄)。作者以平常之心拍下了这位老奶奶安祥坐在天安门广场一处的画面,到底有什么可以评介一下呢?以平常见不寻常,是于氏摄影创作的惯用手法之一,而且炒算于心神算于情。是的,这种「心情」的点滴,都渗透了作者匠心独运的思考功夫。
  
《老奶奶》画面构成很简单但又不简单。为什么?他从简入深地表达了一种历史沉集变迁和政权更替的历史一事实。画面主角,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妇人,她的面容安静祥和,那是一种经历过辛酸苦难以后的情感。请特别注意那一辆竹制的儿童车停在奶奶的身旁,孩子呢?意思是讲老人的儿女呢?而童车的小孩儿呢?这种三代人的联想是幸运的美好的联想。它不仅现代性强,岁月的承继性也强,通过今昔岁月的对比出来的不寻常约百姓知足安稳的那种情感。我们不少做人文纪实的摄影者,却常常乎视在平常社会环境中去「捕捉真实」。作者的这幅作品即是很恰当的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广场上这幅被称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曾始终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很多年。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尊重,也就是对孙中山的「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的尊重。看来,历史也清醒地告诉全世界:民主、民生、民权是多么要紧的改造全世界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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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个年代我跟于志新一样,都有「八十年代」深刻的经历,所以对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充满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个人认为,「八十年代情结」是全球与外宇宙磁场流码共震最频密的十年,对地球人类的「智慧发育」有绝对影响。中国主权大陆的「2080年代」是社会各方面深刻变异的活跃年代,人们渴望跳出大一统家长制束缚的最显著特点,是渴求对「真善美」的心灵追求!
  
于志新有一幅作品《大挂历》是表现这个主题的优秀之作(1987年拍摄)。作者的摄影记录写道:「  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县集市上销售挂历。」很显然,这是当年中国大陆各个城乡广大地域,都先后出现的新文化现象。为甚么这样讲呢?它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是因为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图画新奇」之风,可以说,扬溢着春风和唤醒了亿万百姓对「真善美」的好奇、欲望与渴求之梦觉。于氏画面的构成也是用180度大切面表现场景,人物关系明确,场面火爆温馨。卖大挂历在当年就是名符其实的新鲜事,围拢的人群充满好奇,整个画面有一种压抑很深的沉闷感散布着一种莫名状的神秘。是的,围观的人群都是背向画面,点睛之笔是商贩那张神秘的微笑。简直就如同「上帝的微笑」一样传神!
  
我们很多做照相摄影的拍摄者,常常舍情而不顾,什么意思呢?是讲不重视现场人物的心理刻划,或者说根本上就没有「捕捉」到现场人物的情绪、情感和行为的最具典型意义的表达。在此,我们要认真讨教一下于志新的抓拍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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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新在他长时期从事照相摄影的生涯中,注重中华大地的民间民俗题材的拍摄创作中,占很重要的比重。与其说他是一位民俗摄影家,到不如说他是民间人文社会摄影师更恰当。
  
所谓「民间人文社会」是有深厚浓重民间文化色彩的华厦大地特有的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或手艺。于志新关注的侧重点是,中国社会的民间人文精神和国际敎科文坊间极力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性人类学的人文价值。于志新的民间民俗人文社会选题,具有很深厚的人类文化思考价值。
  
于志新的一幅作品《大茶汤》(1986年拍摄)。即是这一类作品。
  
所谓「茶汤」並非与茶叶有关,而指的是一种用炒熟面粉配上可口香料和糖的美食。
  
作者用镜大胆迫近,好像香甜的味道都能闻到似的,而掌握大茶壶的正是冲茶汤的师付。他和大茶壶由于占据了整个面面的中心,纯熟老道的手艺活跃然画面之中,吃货津津有味未吃先知似的,生动有趣而具有很浓烈的百姓生活气息。作品看似好简单但在拍摄中都是要动一番脑筋的。其中人物神采和环境的真实生动,镜头瞬间拿揑是见工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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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新,他在中国图片社任职于专业摄影期刊的编务,积累了丰富的有关摄影类别的编辑经验,而他本人在对人文民俗民风摄影方面的创作实践的工夫也非常深厚。我说的工夫,当然不是首先指他的照相摄影的技术技能工夫,而是在讲他对中国人文社会中的「民俗摄影」的长期研究和成就。我觉得有必要讲讲有关「知识和学问」的话题,直到现在,不客气地说,我们不少做摄影的人,我叫他们是「大脑袋摄相人」,为甚么这样称呼?因为,从来就不学知识(只学点照相的知识),不做学问(很少去问为甚么)。脑袋进水了胀大了才是「大脑袋」却是没有任何「思考能量」的大空洞!
  
我讲这些一点没有过份,摄影术的根本,如果重申,即是:不在你怎么拍?而在于你怎么想?在这方面,于志新的作品,会告诉我们很多。
  
他的《拉京胡》(2001年拍摄)是一幅妙趣横生的作品。他的拍摄记录写道:「2001年在北京市天坛公园民间艺人、京剧票友在聚会。」场景看似如常,但细节的表现特别到位,这是很具抓拍典型色彩的瞬间。场景温馨有趣,京味生活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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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它包含了些甚么内容呢?当然是「衣食住行」。其实,支撑点是人们从事不同职场的工作,那就是「工农兵学商」。还有老幼病残者组成人的社会。但人们的价值观和欲求意识是两个分量很重的公民元素。
  
特别是欲求意识,即是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形色色的欲望和需求。而都回过头来受到人们价值观的支配。而价值观,是从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转化过来的人的对生存意义与物质需求的追求量级。
  
于志新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地段拍摄了一幅《摸彩票》的作品,用二八切分线把摸奖人群和汽车奖品一分为二,从视觉心理上就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反差,具有强烈的心理视觉的刺激作用。把众多各阶层普通市民的「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这幅作品,具有很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牵动我们思考的社会现代性作用。
  
于氏塑造人物的功夫,是他长期修炼出来的。这幅画面中的众相生,非常丰富多姿,一招一式的「细节」综观,活灵活现地刻划出那个年代中国公民的欲求心理,充满着摆脱贫穷落后的渴望和挣扎的状态,令人感慨万端而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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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大地,无论东西南北中,两样东西传播极快,一个是童谣,另一个是卡拉OK。为甚么呢?因为接地气通民性,一唱即有,即有速传。
  
有古至今民间艺木之风自生自传由来已久,故蔚然成风。卡拉OK由东洋日本国传入中国,是「首先出现在日本的音响设备,它的意思是'不在场的乐队',它将预先录制好的音响资料放在卡拉OK设备上,通过电视电脑屏幕上放映,人们便可以一边看一边随音响一起同步歌唱。」这在中华大地城镇很快流行成风。于志新有一幅作品(2006年拍摄)就是《卡拉OK》。是他当年在重庆市龚滩古镇拍摄的一个民生自娱自乐的场景。于氏民俗摄影依然平实无华,但那种永隽的实在,真切地稳固了画面的真实而「不虚」,这是很重要的「成画拿揑」。有人会说,谁拍还不是一样?其实,我就认为不一样,不单单是角度与构图不一样,而更关键的是气韵感与张力度不一样!这种拿揑是奇妙的,甚至可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功夫。
  
现下,大众性的照相摄影敎育方兴未兴,这是一件好事。但在老师们授课的内容中,我几乎没有瞅见讲艺术修为的专修课的。有也是轻言带过晴蜓点水而已。久而久之,不少学照相摄影的人们,便养成了关注相机技巧和PS「钻牛角尖」的习惯了。至此损害了不少初学者的视野和心灵拓放!照相摄影透过镜头成像,最终画面成图的是具有真实人本意义的心灵成像。我期待大家都要明白这个大道理。
  
于志新的《卡拉OK》告诉我们:照相影像的真实表达,首先是「如真」,紧接着是「如实」。在真实的特定影像中幻化中你内在的「气韵感」和「张力度」中得到准确的舒展。我希望各位与于志新一起来分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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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曾走南闯北的做过摄影,深深知道各地风土人情的乡土感染力和民俗民风的魅力。
  
我想起九十年代后期一次去陕西秦岭脚下山村拍皮影戏班唱大戏拍片的日子。一天一宿刻骨铭心。 
  
于志新的拍摄专项是民间民俗生活,因为去的地方民风纯朴,令人们无法释怀。
  
在那里乡土地古朴厚重,抹不去的是那种幽远原始的乡土味,只要接触到当地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能净化你的浮躁之心。2005年,于志新在陕西省延川县采风,拍摄了「陕北说书」的题材。
  
「在陕北这块独特的土地上存留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陕北说书。陕北说书源远流长,浑犷悲放的琵琶声、三弦声,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弹拨到了今天;双目失明的书匠,走遍了陕北的大川小道,忧愤、深沉的说书韵调,慰籍过每一个陕北老乡的心灵,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陕北说书之潮水,更是以压倒一切艺术形式之优势,漫溢在陕北的城镇乡村。目前我们又明显感到,陕北说书出现了新趋向,并且将可能产生一种质变。」
  
他有一幅作品《说书人》(2005年拍摄)。于氏作品采用了他一贯的拍摄风格,平实无华真切如实。我知道,有不少拍「民俗摄影」的爱好者,依然讲究典型瞬间或者决定瞬间,要的是最有风情特色的那一「卡嚓」,要的是最有引人注目的精采场景和人物。我个人以为:恰恰是最平实的拍摄,更有可能产生出震撼心灵的细节来。因为这样的细节,有内在的深层沉淀,那种乡土地上久久孕育的如泣如述的悲怆真情流露得更持久更深层。这是我的经验所悟。
  
于志新的《说书人》因为平实,画境中人物之间的细微末节一览无余。说书人虽然双目失明,但他述说的故事清清楚楚展現在了听书乡人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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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曾走南闯北的做过摄影,深深知道各地风土人情的乡土感染力和民俗民风的魅力。
  
我想起九十年代后期一次去陕西秦岭脚下山村拍皮影戏班唱大戏拍片的日子。一天一宿刻骨铭心。这使我想起刘香成说过的一句话:「摄影是可以阅读的。」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个观点。在我看来,即是说,摄影是可以用文学的形式叙述故事的。
  
于志新其实常常用摄影在给我们讲述古老与新兴中国的「故事」。而在故事背后又是些甚么呢?这都是耐人寻味的。长久从事人文专题的摄影师,他们始终在找寻那种能透过镜头足可以引导人们「阅读」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历史的社会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客观的。
  
于志新有一幅作品《打台球》(1988年拍摄)。地点是山西省平遥县古城。一提起平遥古城,它現在在全球知名度非常高了。为甚么?那是因为平遥已经成为举办国际摄影节很出名的展场了。而于志新在拍《打台球》的当年距今整整有三十年了。旧平遥与新平遥的巨大变迁是翻天复地的,相比较而言,在我看来:旧平遥陈旧古朴,新平遥观光区而充满现代商业的味道。这一切都是故事。
  
《打台球》现代性极强。两位年青士兵在残存的古城墙下打台球,给人们的心理反差是很大的,有一种古老沉重的苍凉,又有一种现代中国奇异的文化反衬,特别是两位士兵的休闲娱乐,表现那个年代鲜明的时代变异特点,令人深省。这样的场景,故事性极强阅读性同样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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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怎样才算一位优秀的人文社会与自然摄影師呢?我一定会这样认为:他们黙默的工作,无论他们在国内或国际上拿了多少荣誉和奨赏,他们都不在乎。他们最在乎的是朴实祟高的人格价值和充满人本觉悟的担当责任。
  
于志新,我对他的认识正是这样责任于身醒目于世的职业摄影师!他对北京有深切地眷恋与敬爱至此把它变成对祖国的大爱。
  
看看他的一幅《胡同》的作品(1983年拍摄)。这是他那年在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胡同拍到的扑蜻蜓的小孩。
  
原滋原味的北京胡同,有多少今昔的故事在向我们述说不尽……
  
几十年过去了,这小男孩也该四五十岁了。我由不得想到陈凯歌拍的短片电影《百花深处》,讲了一爷们搬迁的故事。今儿个这位小男孩儿,不也是有一轮大变迁吗?这个叫白塔寺胡同的地儿大变迁了吗?谁又说得清。看着于志新眼里的小胡同小人,怎么着谁都得让人感觉着是在变化了是在愁着巴望着安隐了。于志新的审视不仅有历史感,而且有宿命感,两相错动着内心的忐忑和纠结。挺损的。我在这里讲的是「场面调度」是照相摄影穿插技巧,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烦人心。
  
所以,摄影的历史感是「好多年不见」的平淡与落寂。那种时空转变该是多么富于人的悲怆本性啊!
        2018
1215日香港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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