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人文与政体的答问

陈帆


       问:你认为作为像您这样的文化人,是很中国化的知识分子吗?
       答:什么是中国化?作为文化人又具有何种特性?那么,进而说什么又是知识分子?你的问题提得都很大,能撰编出版好几本厚厚的书了。说文化人,就是中国式的一种泛指,或者说是一种中国式的通俗称谓。你提到中国化?这个概念太形而上了,是指什么呢?民族的吗?哪个民族?中国民族不仅仅有汉族,有56个民族,可能还有新的种族被确认。所以,中国化的概念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含义。比如中国特色也同样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由来以久,而并非是什么中国化的或者别的什么“化”的知识分子,比如国际化或中国特色的之类。
       那么,我们可以翻开世界历史关于知识分子的阐述。“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200年,世界历史突飞猛进地发展,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世俗的(非宗教的)知识分子。从18世纪起,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取得了相对的独立,不再需要依赖恩主的庇荫和供养,在思想上摆脱了神权的束缚,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探讨人类的各种问题,为人类的未来设计了种种蓝图。他们的理想有的实规了,有的没有实现,但即使没有实现,也成为一种精神的财富。”(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译序《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种思考》南京大学杨正润敎授)
       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它是超越宗教、政治,也是超越自我的那种精神领域里的东西。但这种被视为极个体性的思维并不就是自由自在纯度很髙的精神铸造体。约翰逊有一个重要结论是:“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这个核心命题可见由来以久。我想说的是这种“残酷的思想专制”远古一些的秦始皇的“焚书炕儒”姑且先不去说它,清代康有为变法的天折,直到现代的五七年反右和文革动乱,在中国近现代和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的政体思想专制屡见不鲜。所以,所谓“中国化的知识分子”,大凡都会屈从于政权政治的束缚而并没有真正独立的思想建树奉公于社会,因为思想专制就像紧匝咒一样浸透于中国大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灵中。我以为,如果硬要冠以“中国化”,这就是事实。
       问:是否可以说,无论政体是何状态,知识分子仍然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并且始终在发挥巨大的推动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的发展。那么,请问作为知识分子不是有很明显的社会能动责住吗?
       答:你不能混淆人文与经济的共存关系。而不能单独地谈经济社会或者人文社会,它应该是相关连的一回事,但却不能替代因果。我相信这并不是你的过错。当下的中国大陆,就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说,这是政体在起作用。而经济的起步、选试点建“现代城”(比如以点示面的深圳),都一直在强调把经济搞上去是“硬道理”。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一穷二白”,为了要真正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就搞了大炼钢铁和大跃进。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先让一部份人富起来”。这是同一个执政体载然不同的两个漫长的变革时期的基本国策。但问题在于,谁在践行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谁又在践行“改革开放”的变革?是什么面貌? 又是什么变革?
       我以为大一统的政体思想依然始终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主导作用。值得玩味的却是,执行者除了做出不算小的努力探索,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那就是人治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依法执事,因为这样,因为又是号召性的指标指令性的,在中国大陆这样一种缺乏人文价值标准和民主立法标准的政体下,就会不断地产生和出现偏差和漏洞。由于司法的起始就是权大于法,甚至在本质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那么在民生与民权关系问题上,在权力再分配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上,在两类矛盾处理关系问题上,在民主与执法量衡关系问题上,不断地就会发生毛病而使偏差与漏洞逐年增多,直至积重难返陷入困境。
       我想说的是,有法不依,法不治法,进而无法无天导致破坏生态、乱开乱伐、制假贩假,而在司法处置上冤假错案层出不尽而加剧甚至腐败贪污谋财害命。所谓偏差,是没有按宪章法律和科学与自然规律办事,没有真正去健全法制而违法乱纪。所谓漏洞,即是以权谋私丧失党性国则,培育制造了贪污腐败的许多滋生土圵。这其中又有多少知识分子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屈从专制思想不讲民主与法制,实际上也可以说在谋财害命。这正是当代中国大陆在专制思想下发生的怪事。那完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社会能动责任,什么是社会的能动?什么又是责任?社会的能动,本质上讲即是一种刻已奉公的供献,能力调动在真正公正平实的为国家服务和为民众服务这个基点上,这绝不是一种变换阴一套又阳一套两种手法的政体游戏,否则就是以权谋私,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个夺权的大阴谋。所说的责任,是对民众设身处地着想的担子,无论是重是轻,那都是一种刻已奉公的职务所为,是丝毫没有任何利已谋私的附加条件可允许的。。
       坦率地说,政体的民主化进程本身应是一个拔乱反正的历史的民主与法治的过程。而以利民利众为人文基础的政体,将有可能有效制止偏差和漏洞的滋生,进而立严法治违法(比如设立具有绝对司法权的廉政公署),如果一味的强调发展经济是硬道理,那么民主与法治又是不是硬道理呢?如果不能,那么这个国政社会将会导致贫富差距增大,任贪官污吏横行而民怨遂增而民不聊生,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极不是真正安定的社会现实。
       问:国家在发展,促进国体富强,经济增长是根本。那么,文化才有可能得到繁荣和发展。你谈到了政体的民主化进程,也谈到了偏差和漏洞。这些基本认识并没有原则上的错误。请问,你说的人文,包括文化产业的发展吗?那么,人文社会又是一种什么概念呢?
       答:一个国家注重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富强并没有错。失错的恰恰在三十余年中极大地忽视了民生的根本权益和发展文敎卫生等事业的民生立足点,而这一切都必须要在完善和健全“民主与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我在将近五年的时间内,在中国大陆作了大量的基层考察。不少问题恰恰就发生在一味单纯地大搞经济发展这个大问题上。我走访过不少各阶层人士,上到中央干部、省市县乡干部和公检法军队干部、律师以及各行业人士。他们都希望国富民强,所谓国富不是不顾生态环镜和民生利益的国富,而所谓民强,是真正保障民众安居乐业普遍过上富足的生活的藏富于民。
       问:你是否可以评估一下当下中国的文化状态?
       答:我以为,文化产业的提法是荒谬而缺乏人文关怀的形而上错误提法,文化,是精神的道德和思想价值观念上的东西,怎么市场化?票房吗?出版物的溃烂扩数兜售吗?非常的荒唐。由于这种主导观的重大偏差的误导,所谓的文化产业市场化本质上是不伦不类的,它导致不少大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也市场化了,大大加重了民众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我早在好几年前就说过,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武汉,可以说放烂成灾,所谓美其名曰的¨大学城¨,实际上既是劳民伤财的误人子弟的大染缸,又是一个收括民财的私利钱庫。有那么多德才兼备的师资力量来补充吗?可以肯定地讲,敎学质量每况愈下,乱收费髙价收费非常普及。
       而文艺的改造更可见一斑。大批专业剧团(院)和已具电影工业正规生产的制片厂被散伙解体。低俗情色娱乐和低俗的痞子情趣开始大量抬头,而影视业却从行规上是一团乱麻,大量烂片堆积如坟。因为可以“市场化”呀!所以,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国家经济是搞上去了,也确实富了一部分人,但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准和人文素质却大大下降了。再看看近十年的电视娱乐节目,也一样是“一窝风”的歌舞升平一片乌烟漳气。
       近十年来,中国文化的状态并不看好。由于“文化产业”的违反科学发展的全面误导(到处可见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而实际上是借名义让国家财政斥资,而真正的专才极其缺乏,实质上大都是空中楼阁,毫无实用价值。),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业,包括电影、电视剧。书刊出版物、影碟都存在劣弊大大超过益利的重重困阻。我曾先后在中国大陆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横店影视试验区和湖南卫视任过髙管。我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大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滋生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人际关系以金钱说了算,长此以往培孕出了三座反文化大山,重重地压在了国家特别是民众身上。
       那么是哪三座反文化大山呢。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痞子文化、权贵文化和八股文化这三座反文化的大山重重地压在了国家和民众的身上。特别是痞子文化,纵容赵本山放任自流多年,以他为代表的痞子文化氓流,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国人的尊严、人格和感情。权贵文化,主要指影视业界的张艺谋、张伟平者流,他们所作所为,不仅没有给中国电影带来光彩和尊严,却变本加厉利用宗派结私的手段,祸害中国的电影业的肌体,加剧导致了中国影视业烂片烂剧成灾。唯票房价值论和唯大片论等歪风邪气甚嚣尘上,烂用投资巨款铺张浪费实质上是在谋私搞钱进自已的腰包,扭曲历史甚至歪曲历史真实的烂片成风。主管中国电影生产的韩三平有不可推御的责任。而八股文化,完全是毫不负责任的草率跟风,不尊重史实甚至歪曲史实,乱抬轿子乱吹喇叭之风尤甚。一个泱泱大国,只有几个所谓的“大导演”在拍电影在为十三亿多国人服务,是超级的不靠谱!
       至于书籍书刊出版物和影碟,到处宣扬所谓的“国学大师”和“营销大师”,这里面又有多大多小的玄机?又有多少亦虚亦实的伎俩?可想而知。这就是我对当下中国文化状态的基本看法、

                                                                                      201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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